没穿鞋,一只袜子在脚上,另一只不知道去哪了。
脸发红,跟喝醉酒的那种红不同,那是恐惧的红。
额头上有一条被刮破的口子,血已经干了。
皮夹克蹲下来,伸出手。他没有打伊万,只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伊万的下巴,把他的脸抬起来,对着走廊上那盏日光灯看了三秒钟。
“你上次也说你妈在住院。住院费欠了三周,你还有脸说借钱?”
松手的时候伊万的脸垂了下去。
“周五之前。十二万卢布。少一分,你知道。”
门在身后关上。伊万还跪在地上,没动。玛丽娜站在门口,没有走过去扶他,也没有说话。她穿过客厅,进了父母的小房间。
母亲安娜靠在一堆枕头上。
床头柜上放着半杯水和一瓶开了封的药。
药瓶上印着中文,是去年托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邻居带回来的。
正版的买不起,这是仿制的,药效差一些,但能扛住。
肺病,医生说的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。
她查了中文翻译,在每个字下面标了拼音。
“回来了?”
安娜的声音很轻,每个字之间都要停一下,像在计算肺里的空气什么时候会用完。
玛丽娜在床边坐下。
安娜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,握住她的手腕。
手指冰凉,指关节因为长期缺氧而发紫。
玛丽娜把自己的手心覆在母亲的手背上,没有用力,怕把母亲握疼了。
窗外,风撞在玻璃上。
门被敲了三下。刚才那两个人不会敲门,来的是别人。
门外站着谢尔盖·安德烈耶维奇,父亲认识了几十年的老朋友。
他穿着一件旧军大衣,上面的苏联臂章还在,线脱了半截。
年近六十,脸上的皮肤像被折叠过又摊开的旧报纸。
“玛丽娜!好久不见。”